1921年1月1日、2日 

毛泽东在长沙文化书社主持召开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讨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毛泽东在一日的会议上发言指出：改良是补漏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我极赞成采用“俄式”，“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在二日会议的发言中，他列举了当时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并一一分析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最后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在一日、二日的发言，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26年1月1日

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这篇文章进一步阐发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基本观点，初步形成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文章指出，分析社会各阶级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其对革命的态度也各不同。文章把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其中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分为有余钱剩米的、自给自足的、每年都要亏本的，这三种自耕农一到战时，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其中贫农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此种人乃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游民无产阶级，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文章最后指出：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 

1935年1月1日 

毛泽东出席在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1942年1月1日

陈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讲话。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1947年1月1日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祝词。祝词指出：在一九四六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自由的规模极大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胜利。这个运动是任何力量阻止不住的。在一九四七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世界统一阵线，将要迅速发展；而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则将要得到比一九四六年更重要的胜利。其结果，将使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有利于和平的恢复与国家的独立。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末，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1979年1月1日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座谈会上讲话，提出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指出：一九七九年元旦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去年逐渐地形成了。这个情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下去、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下去、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这个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 同日 在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祝酒时说：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也是国际生活中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消息时说，美国并不是出于暂时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权宜之计而采取这个重要步骤的。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中国政府一向是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的。不久我将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我希望通过与美国领导人和美国人民的直接接触和会谈，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以及两国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的友好联系与合作。 

1980年1月1日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指出：八十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在八十年代里，我们最根本的工作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国内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好。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或者叫根本任务，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有四个现代化，大家就不可能安下心来搞建设。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只有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没有这样一支干部队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还强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保证党的领导。我们之所以能经得起风浪，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一条保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

1937年1月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发言指出：自张学良被扣留南京消息传出后，西安左派要积极起来，同时右派也要积极起来。南京方面，左派在奋斗中，亲日派也在大大活动。蒋介石的态度还不甚清楚。目前局势在混乱中。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是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以下两点是不变的：（一）与西安合作；（二）打击亲日派，争取中间派。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改变态度，还要看一看。 

1939年1月2日 

毛泽东为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写发刊词。发刊词指出：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又指出：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地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与某些顽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认的。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八路军有无缺点呢？不但有，而且多。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这是八路军的基本缺点。第二，八路军一部分干部对于抗日的战略战术之了解与应用尚感不足，一般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现代新式军队的管理与指挥，至今还缺少初步的研究。第三，八路军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尚感不足，在某些地方还做得差。第四，八路军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第五，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以上增强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其他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将从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进步而克服之。还指出：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也属需要。《八路军军政杂志》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 

1950年1月2日 

苏联《真理报》发表毛泽东在莫斯科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在答复中国目前的情势问题时指出：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在答复正在考虑的问题时指出：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 同日 毛泽东在莫斯科同莫洛托夫、米高扬谈话。谈到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时指出：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1979年1月2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时，就中美关系指出：我们欢迎美国政治家们，同时也欢迎包括不赞成中美建交在内的美国人士都来中国看看，以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这对发展我们两国关系是极其重要的。通过访问、接触了解中国，或许有助于他们观点的改变。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事物在发展变化，问题的性质也都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中美建交以后，美国政府断绝了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但仍保持民间关系。剩下的问题是，中国自己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中国统一的问题。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在谈到中美贸易时说：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但是也存在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比如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了，障碍就减少了。 

2019年1月2日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举行。习近平在纪念会上发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讲话，全面阐述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五项重大政策主张：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第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第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

1950年1月3日 

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昨日下午十一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支付，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同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于一月九日动身去苏联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58年1月3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通知如下：“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亦已大动起来。兹将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收到的《上海市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一份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办理。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二十七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 

1962年1月3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廖承志、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同美国也有矛盾，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2001年1月3日至5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会议传达江泽民的有关指示：进入新世纪，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的工作仍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通过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持农村社会稳定；这项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

1929年1月4日—7日 

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等联席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案，并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困难情况，着重讨论了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和部署。会议既否定了主张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认为红军应当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将反“会剿”和反经济封锁结合起来。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部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迫使两省国民党军分兵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 

1949年1月4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写的评论。评论指出：蒋介石求和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此后，二月至四月，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系列评论，即：《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这些评论为揭露国民党企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其实力以求东山再起的阴谋，起到重要作用。这些评论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78年1月4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一行时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我们过去就已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台湾问题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在属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台湾问题何时用何种方式解决是我国内政，但在解决时我们会注意到台湾的特殊情况。我们希望两国正常化的进程越快越好，如果这个问题很快解决，我相信两国人民都会高兴。归根到底，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要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来解决。 

1981年1月4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他指出：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中有四种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第二种观点，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是很穷，但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985年1月4日 

邓小平在听取谷牧汇报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情况后指出：看起来大有希望。关于人才不足问题，可以考虑从香港，从东南亚、日本，从其他国家，请一批人来做顾问。只是华侨、华人，外国人也可以；不是请一个两个，而是请一批。任务就是教我们的干部怎么同外商打交道，怎么搞好城市的开放和管理。此外，还可以考虑选一两个地方、一两个学校，办对外开放专题速成班。在谈到沿海城市老企业技术改造问题时说：工作要有规划，主要改造哪些项目、引进哪些技术，应该规划好。要有计划地展开对外经济活动。在谈到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时指出：沿海连成一片了，这很好。要再加上闽南三角洲。对台贸易方面的工作一直做得不够。要研究台湾市场，看它多什么东西、缺什么东西，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有哪些东西可以和它竞争。比如水果，要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从品种改良、保鲜技术、包装装潢，到国家政策，都要为打进国际市场考虑。开始的时候不赚钱也可以。第一步先打出去，打进香港，通过打进香港国际市场再打进日本，打进其他国家。你们要一项一项地研究，一项一项地落实。对台贸易这件事，光福建办还不行，它牵涉到全国。广东也有对台贸易问题，也要考虑。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