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5日 

毛泽东在古田复信林彪。信中总结两年多创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复信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信中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和革命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说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复信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指出：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是错误的；那种全国范围内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复信还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错误，指出：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这封信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39年1月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等问题发言。发言指出：蒋介石最近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又要限制我们。蒋的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须发出一个指示电，并规定宣传标语，动员所有报纸刊物发出反汪拥蒋的言论。 

 

1952年1月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发出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号令。批语要求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北京的做法，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罪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给以重大的打击。各级党委要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同时指出：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这个批语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同日 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介绍正在全国范围展开的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情况，提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展开三反斗争。讲话指出：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他们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这篇讲话要点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53年1月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不感觉这些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指示要求各地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展开坚决的斗争。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64年1月5日 

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再次谈到两个中间地带问题。谈话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79年1月5日 

邓小平会见二十七名美国记者并接受采访时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指出：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不能承担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的义务。此前，1978年11月14日，邓小平曾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月5日的这篇谈话的节录收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 

 

2013年1月5日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指出，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016年1月5日

习近平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5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要求在新形势下继续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1949年1月6日—8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和任务。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就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经被歼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还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几个大的野战军在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之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这次会议的决议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1979年1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欧洲议会议长科隆博时指出：看来国际局势没有什么缓和，应该说，战争的因素至少不是减少了。现在我们需要一切愿意保持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力量联合起来，不能无所作为。我们一直是要加强同欧洲的合作的。我们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争取比较长的和平环境。 

 

1980年1月6日 

邓小平在欢迎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的宴会上致词指出：今天的世界更加紧张、更加动荡，特别是中东和海湾、东南亚以及南部非洲，已经成了举世瞩目、危机四伏的热点。7日，在同穆巴拉克举行会谈时指出：国际局势不是一天天趋向缓和，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动荡，并且存在战争的危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比较长时间的和平，这对我们中国、对世界人民、特别是对第三世界比较有利。就中国来说，我们确定的目标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实现这个目标是困难的。中国是真正热爱和平的。

 

1943年1月7日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讲，主要讲党的一元化领导、边区建设和领导方法、领导作风等问题。 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演讲针对向党“闹独立性”或把军权看得“高于一切”的现象，指出：没有思想和意志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的，这对于党的队伍及其领导的军队将起着腐蚀和瓦解的作用。 关于民主问题，演讲批评那种不看实质，认为“边区政治距民主还有天远”，甚至说“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指出：这是把选举“偶像化、神圣化”的资产阶级观点。选举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单单只有选举一项，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今天边区的中心任务，不是选举，而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也只有在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对于改正边区民主政治中的某些缺点的积极性。那时，选举的民主意义才更丰富，民主政治才能更进一步。 关于陕甘宁边区建设，演讲指出：我们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之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因此，经济建设是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紧紧抓住这个环节，其他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我们要在经济建设方面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 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问题，演讲指出：要发扬党员和干部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我们所反对的独立性，是指那些想法与党分歧，又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服从党的组织“为所欲为”的现象。而对于符合党的政策的创造性是要发扬的。要使每个同志有勇于作事的积极性。如果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这篇演讲的主要内容分别以《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为题，收入《任弼时选集》。 

 

1946年1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周恩来写的社论《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一文。文章指出：国民党的所谓“国民大会”，是一个企图把一党专政合法化并延长到无限期的东西。我们反对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召开国民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必须是实现无条件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1月7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所规定的报告制度，对使党能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起到了重要作用。指示指出：从今年起，规定如下报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此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指示强调：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54年1月7日 

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时，再次谈到对卫生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党组开会必须要有准备，听取大家的意见，真正做好集体领导。谈到中医问题时，他进一步指出：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批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他还谈到：如果城市医疗问题不搞好，卫生部门就没有做好工作。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充实医院，培养医生，这是根本的办法；改善医院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加强领导，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目前这两个办法可以同时并用。

 

1935年2月8日

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申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发言中批评博古、李德所犯的战略战术的错误，明确指出博古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原则是：（一）当还没有发现造成敌人弱点时，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而应以次要力量迷惑、引诱、钳制敌人，将主力转移到敌侧翼后方隐蔽集结，待机歼敌。（二）在决战的时候，集中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即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这一路而消灭之，以此各个击破敌人。（三）在粉碎敌人堡垒主义的战术时，要发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特长，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四）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粉碎敌人“围剿”之后可能发生的两种错误倾向；在战役速决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五）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转入反攻与进攻，是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

决议批评了自战略转移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指出：我们突围的行动，在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的敌我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 

决议还批评了博古、李德破坏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集体领导的错误，强调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决议对在创造新苏区中实行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对于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1949年2月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并发有关野战军、中央局电。电报指出：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你们前进，要占领四五个省的地区，除城市外，还有广大乡村的工作要你们去做。南方乡村，因为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因此，乡村工作，也得从新学习。但是，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较起来，是易于学习的。城市工作则较为困难，而又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1962年2月8日

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强调要通过“交换、比较、反复”，使认识更加正确。讲话指出：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而弄清情况的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可以使本来片面的看法逐渐全面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作了比较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过一个时候再看看。这篇讲话节编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