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3日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作关于时局中几个问题的讲演。讲演主要谈两个问题。第一，当前和今后的困难是什么？第二，中国能不能克服这些困难，中国能不能进步？讲演指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办法，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应该普遍地发展游击战，游击战使敌人灭亡不了中国。和是没有出路的。还指出：困难虽然多得很，但进步是会到来的，因为战争能够改变一切，改变人，改变全国不良状况。世界上没有比战争更大的能够改变人的力量。 

1953年1月13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二十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作说明，指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指出：为着配合各项建设，要使政治建设完备起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代替现在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代替现在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更加完备。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选举原则是普选，实行普选最主要的还是基层的直接选举。既然要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把宪法搞出来。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存在。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于一九五三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毛泽东在会上的说明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61年1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上讲话，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讲话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讲话提出三条要求：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决心大”，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方法对”，是说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 

讲话还提出今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这篇讲话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29年1月14日 

在向赣南进军途中，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宣传红军的宗旨、军纪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和政策。其中说：共党主张，极为公正。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军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布告最后说：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1948年1月14日 

毛泽东就对中间派及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罗迈转香港分局、上海局并告中央工作委员会电。电报指出：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1949年1月14日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指出：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其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之上所举行的国内战争，业已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决不能逃脱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声明还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丝毫也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这个声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79年1月14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参议院代表团时指出：台湾当局说今年元旦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是一种统战手法，完全不足信”。其实，他们没有研究、也很不了解我们对台湾问题所采取的合情合理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在台湾归回祖国问题上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台湾当局作为地方政府拥有军政权，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不变，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我们可以考虑在中央人民政府里作适当的安排。如果台湾当局正视现实的话，可以先谈起来，先进行一些来往，作一些了解。

1948年1月15日 

毛泽东在杨家沟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即使将来全国胜利了，土地分配了，还需要统一战线巩固胜利。还指出：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收集不同意见的机会。多收集各种意见，认清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就可以减少盲目性。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1955年1月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等科学家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现状的讲解。毛泽东提出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指出：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次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1940年1月16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讲话。讲话指出：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1949年1月16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提出如果攻击北平，必须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电报指出：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1980年1月16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三件大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这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四个前提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现代化建设，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他谈到党的领导问题指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这篇报告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