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7日

毛泽东为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的《文化课本》写序言。序言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

 

1964年1月17日

毛泽东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在谈话中提出：科学是无限的。无限大的世界和无限小的世界都有无限的工作可做。他还进一步引用“第三世界”的概念来说明两个“中间地带”，指出：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79年1月18日

邓小平听取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吕东等汇报时就科学技术现代化问题指出：加强科学研究是总的趋势。不搞科研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要引进外国大型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 此前，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王震等谈话时曾指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他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一月十八日的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现代战争要取得制空权》为题，收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

 

1990年1月18日

邓小平在会见李嘉诚时提出，中国头号的问题是稳定。指出：如果中国乱起来，成亿人向世界各地跑，难民问题将遍布世界，香港首当其冲。中国乱起来不只是大陆的问题，而将是国际局势是否稳定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中国将成为政治经济强国，世界舆论普遍同意这一点。中国要发展，首先要稳定，开放政策要继续下去，也靠稳定。中国头号的问题是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希望。香港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国家稳定，国家不稳定，首先受害的是香港。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谈话，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

他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他提出判断姓“社”姓“资”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他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他谈到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他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指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他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他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注意培养人。

他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这篇谈话的要点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41年1月19日

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彭德怀并告刘少奇。电报指出：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将叶挺付审判，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电报并做了应付事变的部署。二十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指出：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人员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论。三十日，毛泽东再电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部指出：要动员民众团体发表文件，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声援新四军。

 

1949年1月19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掌握得很恰当。指示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这样，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毛泽东在审阅修改这个指示稿时，加写两项内容，其中指出：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邀请她北上，指导建设新中国。信中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宋庆龄，表示：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在此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各民主人士，欢迎北上，共商国是。这两封信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1985年1月19日

邓小平在会见嘉道理勋爵为首的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谈到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指出：这是中国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前五十年也不能变。五十年以后中国同外国在经济上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比重将始终占优势。这篇谈话的节录收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

 

1939年1月20日 

毛泽东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言《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序言指出：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倘能因我的书，给予同情中国的人们以明白中国抗日的真相，当然是我的希望。目前，日本因被迫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战略保守，我因坚决抗战与力量增加而结束自己的战略退却（主力军，不是游击队）转入战略相持，这种局面快要到来了。中国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这篇序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1年1月20日 

针对蒋介石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二十五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坚决抵制蒋介石的反动命令，继续在长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这个命令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同日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谈话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包括要求国民党停止挑衅；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谈话最后忠告：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

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87年1月20日 

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谈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加上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8年1月20日 

邓小平会见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时谈到中国的发展问题指出：中国要发展，没有国际合作，不搞开放，关起门来是不行的。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二十年，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很快的二十年，我们要补上这二十年的损失不容易。

 

1992年1月20日 

邓小平在深圳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汇报时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我们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世界市场也很紧，不容易竞争。要夹着尾巴做人。

 

2000年1月20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时指出：十年来，我们始终铭记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交代，铭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对自己承担的职责从不敢懈怠。我们最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一个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这篇讲话以《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