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21日 

毛泽东复信蔡和森，表示完全赞成他去年九月十六日写来的长信。复信指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复信还告知蔡和森，关于组党一事陈独秀等正在进行；并称赞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共产党》“旗帜鲜明”。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9年1月21日 

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对南京行政院的决议的评论。评论指出：南京行政院的这个新建议是没有理由的，打了这么久这么大和这么残酷的战争，自应双方派人商讨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作出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战争才能停得下来。不但人民有这种希望，就是国民党方面亦有不少人表示了这种希望。如果照南京行政院的毫无理由的“决议”，不先行停战就不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则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在什么地方呢？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是做出来了，不先行停战就没有和平谈判的可能了，和平之门从此关死了，而如果要谈判，则只有取消这个毫无理由的“决议”，二者必居其一。人们要问：南京方面果有诚意，为什么不愿意商讨和平的具体条件呢？南京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这样一个论断，难道不是已经证实了吗？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1978年1月21日 

邓小平在中法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协定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协定的签订，正是我们两国科技交流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同时又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主张促进同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就是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1934年1月22日—2月1日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二苏大”）在瑞金举行。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报告，总结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运动的经验，阐述了苏维埃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当前的具体工作任务。谈到苏维埃的民主制度时指出：苏维埃政权需要使用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级——工农劳苦群众，则不能使用任何的强力，而他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谈到苏区的土地革命时指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与消灭地主；土地革命不但使农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发展土地上面的生产力。谈到苏维埃的财政政策时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约的方针，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谈到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时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并强调必须把组织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报告还强调：我们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现在苏区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是加以提倡和奖励的。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这篇报告的一部分以《我们的经济政策》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50年1月22日 

毛泽东、周恩来就中苏签订新约和协定问题同斯大林举行会谈。毛泽东提出：我们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来巩固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友好同盟条约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以上两点，是新条约同现有条约的根本区别。新的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他还提出，在新的条约中应当规定两国就国际问题进行磋商的内容。

经过谈判，毛泽东、斯大林于二月十四日出席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周恩来、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字。

 

1998年1月22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建议领导干部对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要经常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出严格的要求，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做违纪违法的事情；二要防微杜渐，发现他们问题的苗头，就应及时加以制止和纠正；三要不徇私情，对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向组织报告，绝不袒护。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首先要把自身的党风廉政建设抓好，“班子”中的每个成员都要对建设好领导班子负责。同时，要尽职尽责地抓好主管地区、部门、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如果一个领导班子的成员中接二连三地出问题，“一把手”即使自己是廉洁的，也不能说是尽职尽责的。上级对于下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违纪违法问题，不查不纠，敷衍塞责，失职渎职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大家都要坚持讲党性原则，坚决反对“好人主义”，抵制“关系网”、“说情风”。

 

2013年1月22日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965年1月23日、24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讲话指出：部队不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搞那些花样。戚继光在他著的《兵事要略》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抓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强调：搞军事工作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四大教程我根本不管，我也不懂。我只研究战略、战役。放点敌人进来，能吃掉就吃，不能吃掉就放在那里。各省都要注意搞三线建设。

 

1995年1月23日 

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加强全党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素质。他指出：我们党历来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我们党提高自身凝聚力、战斗力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坚持拒腐防变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这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防止和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有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是极为重要的，各级党委务必予以高度重视。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最根本的是解决好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这篇讲话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素质》为题，收入江泽民《论党的建设》。

 

1934年1月24日、25日 

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目前形势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二）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苏维埃政府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三）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与苏维埃政府反对“围剿”的斗争；（四）两年来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设施；（五）苏维埃在彻底粉碎五次“围剿”争取全国胜利面前的具体战斗任务。谈到目前形势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时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目前中国时局的重心，是广大的国内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尖锐的对立。谈到“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时指出：反“围剿”的斗争依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依靠了苏维埃政府的集中与它的政策设施的适当，依靠了红军的英勇善战，依靠了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依靠白区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和反帝反国民党运动的开展，这些都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这篇报告的一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

 

1942年1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发言谈到《解放日报》工作时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广播比三千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

 

1945年1月24日  

周恩来飞抵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行前，毛泽东提出三点：（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

 

1979年1月24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时谈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出：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不是“非毛化”，根据现实提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此前，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曾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1980年1月24日  

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中、美双方代表团时说：中美之间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要加强合作，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从整体、从战略角度考虑。中国强一点，不是坏事。中国强了，肯定不会去对付别人，就相应地增加了争取世界和平的一分力量。我们多次声明，中国真正希望和平，因为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这次两国科技代表团谈判的领域相当多，达成了一些协议，很好，可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提出来。我相信，中美合作领域会逐步发展和扩大。

 

1984年1月24日—2月10日  

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视察期间，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1992年1月24日  

邓小平在视察珠海生物化学制药厂时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要有一席之地。你们这个厂的科技发展成果就是一席之地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很有希望。这十年进步很快，但今后进步会比这十年更快。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每一行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

 

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稿。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认为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讲话强调：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陈云在会上作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的发言，指出：（一）从北京开始发起全行业合营后，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很快都公私合营了。但应看到，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并不是已经结束。先批准公私合营，等于把要做的工作，如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等放到后面去做。（二）不雇店员的商店，经营方法灵活，居民很需要。这种小铺子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一部分吸收到国营公司里来，或者变成公私合营的商店；还有一部分，如夫妻店、手工业者、摊贩等，在很长时间里要保留单独经营方式。（三）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在一个时期以内应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

次日，中共中央下发《对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吸收了陈云这次发言的内容。

毛泽东的讲话要点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陈云的发言节编收入《陈云文选》第二卷。

 

1982年1月25日  

陈云在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多少，那里摆多少，都要有一个计划。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1984年1月25日  

邓小平在参观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中心时，听取关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电脑设备和软件情况汇报后指出：软件占百分之八十，硬件占百分之二十，这就要靠脑子。杨振宁说美国都是十六七岁的娃娃搞软件，好多尖端技术都是娃娃搞出来的。要积极培训青少年。搞软件，我们有条件，中国有一大批好的娃娃。现在不少下象棋、围棋的都是娃娃。在参观深圳渔民村，看到这个村先富起来的情况后说：经过长期奋斗，全国广大农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

 

1992年1月25日上午

邓小平视察珠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在听取公司总经理游景玉介绍情况时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就是靠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这是正确的。在参观中对电子计算机操作人员说：我要和大家拉一拉手。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么年轻的科技队伍。在参观结束乘车前往拱北口岸的途中说：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给他一百个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这个公司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就有一百人，学历比那时高多了。珠海这个地方就容纳了这么多高科技人才，从全国来说，就更多了。今天我们看到那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有希望啊！从中国出去的科学工作者，有很多人很想念祖国，这很好啊！要把他们吸引回来。在陪同人员汇报到广东已制定政策欢迎留学生回来，也允许他们再出去时，说：这个好嘛！这要有点胆量。不是讲改革开放吗？开放嘛，进出就是要自由一点嘛。回来不适合，他可以走。事实上，绝大多数留学生回来后，只要安排妥当，是不会出去的。

 

2019年1月25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他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他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要依法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他指出，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主流媒体要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规范数据资源利用，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