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9日

毛泽东同美联社记者谈话。谈话指出：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加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中国恢复和平，建立民主政府，世界各国也交相有利。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面参加。

1978年2月9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针对报告中到二十世纪末“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将大大提高，三大差别将显著缩小”的提法指出：还是说稳当一点好。我们的总产值达到美国的水平，按人口平均也比美国差得多。“三大差别将显著缩小”这一句可以删掉。在谈到引进技术问题时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注重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三大支柱产业，即钢、建筑材料和汽车。我们汽车工业还不行。建筑业的发展越往后要求越高。对于共同市场，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总之，要抓紧时间，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

1983年2月9日—18日

邓小平视察浙江。9日，在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铁瑛、李丰平等谈话时说：这次，我在苏州看到的情况很好，农村盖新房子很多，市场物资丰富。现在苏州市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已经到了或者接近八百美元的水平。到了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美元，社会是个什么面貌呢？吃穿没有问题，用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教师的待遇也不低。江苏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六年时间里，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一九八八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听到翻两番不成问题时说：浙江能否多翻一点呢？像宁夏、甘肃翻两番就难了。

1947年2月10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再次谈到原子弹问题时指出：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自然，原子能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

2015年2月10日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目标要明确，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思路要明确，坚持改革先行，有序配套推出改革举措。方法要明确，放眼长远、从长计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2018年2月10日-13日

习近平在春节前夕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战略，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把生活富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他还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啃下，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须打赢，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

1937年2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对西安事变我们过去估计前途有两方面是对的。对国民党的估计也是对的，我们这种估计是从去年九月开始的，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因为我们的总方针正确。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全国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关于和平是否确实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不过主要应采取巩固和平的政策，应向着联合全国抗日的方向努力。我们的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这是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上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

1938年2月11日

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他指出：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种侵略阵线，世界的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这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有人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反侵略运动都失败了，今天的反侵略运动也会失败。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情况和过去不同，因为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这些历史特点是从前没有的。这篇演说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81年2月11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外政策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我们的口号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个格局不要变。在国际关系中，现在比较形象的语言是打牌。打牌是个手段，用打牌来达到什么目的，我始终怀疑。我们要从政治角度考虑外交问题，不用打牌的方式。

1984年2月11日—16日

邓小平视察上海。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在视察建设中的宝山钢铁总厂时，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在参观上海市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时指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1992年2月12日

邓小平在视察上海闵行开发区和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时指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农村改革是一大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上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努力。

1999年2月12日

江泽民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他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实行这种政党制度，是由我们的国情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党派主观意志的产物。我国历史上，辛亥革命后曾搞过一段多党议会政治，国民党统治时期搞过一党独裁，但都行不通。实践表明，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为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削弱这一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对这个重大政治原则，决不能有丝毫含糊。这篇讲话的部分内容收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2018年2月12日

习近平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脱贫攻坚，加强领导是根本。必须坚持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二是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问题，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弹炸跳蚤，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三是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是保障。必须坚持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增加金融资金对脱贫攻坚的投放，发挥资本市场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作用，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形成脱贫攻坚资金多渠道、多样化投入。

四是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脱贫攻坚，各方参与是合力。必须坚持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格局。

五是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脱贫攻坚，从严从实是要领。必须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和各环节，实施经常性的督查巡查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确保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使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六是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脱贫攻坚，群众动力是基础。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关系，培育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意识，培养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技能，组织、引导、支持贫困群众用自己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

以上这些经验弥足珍贵，要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和发展。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