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25日

邓小平会见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时谈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指出：中国将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主要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吸收对我们有用的资金。我们要提倡精神文明，在这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要教育我们的后代有理想，有道德，讲礼貌，守纪律，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

 

2000年2月25日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听取省委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三个代表”要求。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5月1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时进一步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009年2月25日

习近平在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文献事业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大量文献，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献，记录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艰辛探索的奋斗历史，记录了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完成伟大艰巨任务积累的宝贵经验，记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历史进程，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治党治国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对这些文献进行编辑、研究和宣传，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延安整风时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等重要文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辑了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这部光辉著作，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亲自作出决策，成立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门从事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和宣传工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相继出版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一系列文献，为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武装全党，提供了基本教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的文献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不断拓宽工作领域，在理论宣传、干部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形成了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专业队伍，他们是进一步发展党的文献事业的重要力量。

他指出，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党的文献工作作为思想理论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推进党的理论武装工作、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担负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成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正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发展党的文献事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2011年2月25日

习近平在会见出席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各级党史部门和广大党史工作者要以此为契机切实搞好党史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加深对我们党光辉历史的认识，增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自豪感。

他指出，党史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党中央对党史工作高度重视，2010年党中央第一次以中央名义制定颁发了党史工作文件，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随后，中央又批准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修订重印了第一卷。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做好党史工作增添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史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认真贯彻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实好，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他强调，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是党史工作特别是党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学会成立三十多年来，在历届理事会领导下，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下，为推进党史学科和党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希望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更好地发挥学术团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坚持正确方向，发扬学术民主，鼓励科学探索，营造良好氛围，在推进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建设、开展党史宣传教育、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1978年2月26日

邓小平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他指出：现在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个是农业，农业不发展，不能实现粮食年产八千亿斤的目标不行，不然还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再一个拖后腿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不会管理。技术落后，管理技术水平低，在工业上是个很突出的问题。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很重要。管理两个字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这确实要有专家，要一批一批地把外行变成内行，把半内行变成全内行。这不能弄虚作假。国防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离开这三化就谈不上国防现代化。抓科学技术，教育很重要。这不仅是科学院的事，而且是全民性的事，从娃娃起就要培养。

 

1989年2月26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时谈到，中国需要稳定。他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8年2月26日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总方针应该是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

他指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我们国内的经济工作，以增强我们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他指出：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向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教训。至少有三个问题很值得深思：一是，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合理的经济结构之上，必须有自己强大的基础产业，否则经不起困难和风险的冲击。二是，现在国与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越来越大，谁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回避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问题的关键在于，既要敢于又要善于参与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既要充分利用其中可以利用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来发展自己，又要清醒认识和及时防范其中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和风险，稳步推进对外开放。这一点，对于像我们这样经济技术实力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如何趋利避害、掌握主动权，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三是，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但它不是孤立进行的。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这些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做得不好，如果法制不健全、政治腐败、社会风气不良，就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全局。这篇讲话的一部分以《做好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2014年2月26日

习近平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2020年2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分析当前疫情形势，研究部署近期防控重点工作。习近平在会议上讲话指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其他有关地区疫情反弹风险不可忽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加强正确引导，推动各方面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能松，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抓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准确分析把握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1938年2月27日—3月1日

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党的任务及军事问题。

毛泽东发言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认为要充分认识战争的长期性，指出：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大的帮助，这些情况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战。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进一步阐述关于迅速展开兵力、建立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的基本设想，指出：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至于创造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出大兵团，晋察冀军区便是好例。他还指出：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要自力更生。毛泽东在发言中还强调要大大发展中共党员，只有大党才能选拔大批的干部，建议中央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议。根据这一建议，中共中央于三月十五日作出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张闻天发言指出：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他们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要利用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张闻天还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要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

周恩来发言指出：现在统一战线运动扩大，但党组织的发展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建议中共中央加强对中国南部的领导。

任弼时发言指出：我们要估计到西北与广东的交通被日军打断时，有可能使部分人发生更大的动摇。国民党想主要靠外力援助。我们必须告诉国民党，战胜敌人主要靠自力更生。我们与国民党关系，要加强下层的两党合作。

这次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

 

1948年2月27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并强调：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讲话共分十二个问题。其中，关于两类矛盾问题，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类问题。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凡属于思想方面的问题，应该用讨论的方法，辩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教育的方法，说服的方法，使人家相信你。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势必会走向对抗。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我们在肃反工作中，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指出：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一定要反映的，而且他要表现自己，用各种办法，顽强地千方百计地要表现自己，我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只能够在他们表现的时候，跟他们辩论，加以分析，写文章批评。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逐步改变面貌的问题，他指出：工业化的道路，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关于经济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希望不要像革命斗争翻那样大的筋斗。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同苏联团结，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这是基本的，然后是同亚非国家的团结。

毛泽东后来对这篇讲话稿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于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了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它明确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对党的八大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39年2月2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一）在和战问题上，目前战是主要的，因为日本进攻中国是坚决的。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是一个大帝国主义的幻想。最近江浙资产阶级主和，国民党也有一些人赞成“东亚新秩序”。在和战问题上存在着两面性，但战是主要的。我们所了解的战争的长期性，包含了不战不和的情况。（二）在军事问题上，日本对中国一方面是政治诱降，一方面是军事进攻，用军事行动来达到政治目的。最近日本扫荡华北，是为肃清共产党的力量，作进攻西北的准备。（三）在政治问题——统一战线方面，中国在战争条件下是一定要进步的。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是错综曲折的，不是直线的。国民党中主张联共同时又防共的占多数，我们要增加左翼，争取中间派。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我们的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四）结论：还是六中全会后的方针，援助蒋介石团结全民族，同时发展自己的力量，防止他们的动摇。只有斗争才能达到抗战到底的目的，妥协反共危险是可能克服与阻止的。我们的口号是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执行巩固华北的方针，现在敌人要巩固华北，我们也要巩固华北，这是一个大的斗争。目前中心任务仍要宣传六中全会，对内加紧教育。

 

1951年2月28日

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人民政权的民主化建设等问题。讲话指出：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权最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目前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已在代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直接地过渡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但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来领导和保障。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反过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这篇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92年2月28日

中共中央将邓小平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一九九二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谈话要点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在第三部分中指出：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在第六部分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这个谈话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2015年2月28日 

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他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紧密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加强党风政风、社风家风建设，特别是要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要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领导干部、公众人物、先进模范都要为全社会做好表率、起好示范作用，引导和推动全体人民树立文明观念、争当文明公民、展示文明形象。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