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5日  

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本日起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连载。报告回答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明确指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提出贫农大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肯定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报告指出：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报告还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同时对农村革命后的建设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主张。

这篇报告先后在一些刊物转载，并出版单行本。瞿秋白为单行本作序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布哈林看了俄文版的报告评价说：“文字精炼，耐人寻味”。这篇考察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49年3月5日—13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听取并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相应决议。

毛泽东的报告规定了在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报告指出：从现在起，我们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同时，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报告还指出：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报告强调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的报告和毛泽东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毛泽东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63年3月5日  

《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这个题词是应《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求，于二月二十日为该刊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三月二日出版。《解放军报》三月六日发表了刘少奇的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的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的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陈云七月八日为雷锋题词：“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

1986年3月5日  

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三月三日向中央提出的关于跟踪高科技发展的建议作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根据邓小平的批示，有关部门邀请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讨论，讨论中对选择高技术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产生了不同意见。对此，邓小平四月六日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十月六日，他在关于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又称“八六三”计划。

1937年3月6日  

毛泽东就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和张闻天致电任弼时。电报指出：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应转变，以适合于这一总任务。

1940年3月6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的主张。指示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指示在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的同时，指出：共产党员在政权中虽然只占三分之一，但只要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这个指示以《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2020年3月6日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顽强奋斗，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坚决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1948年3月7日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评论。评论评述了西北战场形势及解放军新式整军的意义，指出：西北人民解放军最近一次大捷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这篇评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1962年3月7日  

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再次就如何恢复生产、克服困难问题发表讲话，指出：（一）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二）今年的年度计划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调整计划的实质是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三）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是客观规律，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另外，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的最大教训就是不能平衡。（四）在恢复时期，物资管理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要总结经验教训，包括集中过多和分散过多的经验教训，研究出一套科学管理办法来。（五）计委、经委、农办要认真研究农业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拟定农业生产指标。（六）计委要把主要精力由搞工业、搞基本建设，放到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来。（七）对于目前形势、方针、措施以及工作重点摆在哪里，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可以使我们看问题全面一些，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这篇讲话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

1985年3月7日  

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要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指出：七年前，也是三月份，开过一次科学大会，我讲过一篇话。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两句话。一句叫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句叫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所以要讲这两条，是因为有争论。七年过去了，争论已经解决了。结论是谁做的？是实践做的，群众做的。我很高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现在，中央还要作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你们这次会议为中央作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准备。这个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这个文件的方向，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在讲到人才问题时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今天就讲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在讲到加强理想和纪律教育时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这个讲话分为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一篇题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1939年3月8日  

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纪念三八妇女节开大会，就是要妇女结团体，争取妇女的自由与平等。现在，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中国人民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我们中国，男女同胞，就有四万万五千万，大家在跟日本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间，不论在中国，不论在全世界，男子固然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女子呢？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女子有力量，还要加上一条结团体。没有团体，这种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这叫做心不齐，力不合。有了团体，心就齐了，力量就结合起来了，就能齐心合力干大事。又指出：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女子要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52年3月8日  

周恩来在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七次政务会议上讲话，提出五反运动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讲话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的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性质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我们开展这一斗争，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使它去掉“五毒”，是为了保证《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斗争虽然激烈，但通过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是更加强了。讲话还提出，三反五反运动的任务是：改造私人工商业，改造国家工作人员，树立社会新风气，建立健全国家制度。

1987年3月8日  

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介绍中国的发展目标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这两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据这一方针，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