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17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指示信。指示信指出：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指示信还介绍了朱毛红军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以备他们将来在部队建党时参考。这封指示信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38年3月17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朱德、彭德怀。电报指出：同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将领谈军事问题时，请注意分现在与将来两个阶段，说明现在以大军留在华北作战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将来军事情况的变化将使我军活动范围缩小和补给困难，那时只能留若干较小的兵团即若干个游击兵团于华北，各军主力须在敌未将黄河各渡口封锁以前渡过河来。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和十分必要的，国共两党均须用极大努力去干。

 

1941年3月17日  

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序言。序言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这篇序言和四月十九日写的跋合编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83年3月17日  

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经委党组关于当前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汇报时说：一九八〇年那次关于调整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我记得那次我也讲了八个字的核心是调整。现在看起来，没有那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八字方针，而且以调整为核心，就没有今天的形势。但是，现在我们又要避免出现头脑发热。既然一九八〇年那次会议以及以后确定的一系列对于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办法和一些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在谈到集中资金问题时说：这个是非做不可的。不把资金集中起来搞一些骨干项目，搞再多的小企业、小东西，也解决不了问题，而这正是解决后十年的问题，因为所有这些骨干项目都是后十年用的。

 

2014年3月17日至18日

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要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对标立规中查找差距，在上下互动中解决问题，在攻坚克难中提振信心，在思考辨析中把握规律，确保每个层级每个单位都真正取得实效。 

他指出，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与焦裕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要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终，做到深学、细照、笃行。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要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禄同志看齐，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事业、对待同志、对待亲属、对待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他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他为此提出4点要求：一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特别是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二是下决心减少应酬，保持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多学习充电、消化政策，多下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多系统思考和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自觉远离那些庸俗的东西。三是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不搞“假大空”。四是对一切腐蚀诱惑保持高度警惕，慎独慎初慎微，做到防微杜渐。

 

1926年3月18日  

毛泽东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着重总结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讲演指出：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这篇讲演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7年3月18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开始了为期一年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在撤离延安前，毛泽东接见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时指出：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1978年3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在讲到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时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在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这个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981年3月18日  

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在这一点上站住了，决议才能拿出去。这是中心，是关键。写好这个问题，才叫实事求是地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是和非、对和错，包括个人的功过。这篇谈话的一部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

 

2019年3月18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他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他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第一，政治要强；第二，情怀要深；第三，思维要新；第四，视野要广；第五，自律要严；第六，人格要正。 

他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1943年3月19日  

刘少奇致电陈毅、张云逸等介绍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电报指出：在反“扫荡”时，要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地雷战等战略战术；民兵数量不一定要很多，但质量要很好，要加强对民兵的实际的战斗锻炼及武器配备；在敌情特别严重的游击区，游击部队要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活动；切实注意争取日本俘虏帮助我们做敌军工作；在游击区与敌占区人民中的工作，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需要巧妙配合，争取各阶层人民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共同对付敌伪；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财力与人力的负担，将节省下来的人力用在生产上。这封电报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1947年3月19日  

任弼时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央撤出延安的解释工作致各中央局、分局电。电报指出：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之下（军事、经济、政治上极大困难），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以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在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

 

1953年3月1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所谓“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各级党委对这些很久就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都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过程中，着重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指示认为区乡工作中的“五多”，主要表现为对农民干涉过多，强调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对于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的提倡和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79年3月19日  

邓小平会见瑞士联邦委员、公共经济部部长霍纳格时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他指出：我们将会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我们充分理解到不利用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四个现代化是搞不好的。当然，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是靠自己，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要靠自己。我们政策的连续性是没有问题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关键是看它对不对。如果这个政策对，符合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欢迎，谁也变不了；如果这个政策本身不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就没有连续的必要。此外，我们还要制定同国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资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了，国际上也可以放心一点。

此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邓小平曾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我们经济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是五十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2013年3月19日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俄通—塔斯社、俄罗斯全国广播电视公司、南非卫星电视五台、印度报业托拉斯、巴西《经济价值报》和中国新华社记者联合采访，就中国同有关国家双边关系、中非关系、金砖国家合作、中国改革开放等阐述了政策主张。

关于中国改革发展，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带领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更好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开创发展新局面，就必须实现改革新突破。我们将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体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而向前发展。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 　　

关于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齐心协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在回答关于中国领导人的工作状况的提问时，他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国情复杂，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的所思所盼，要不断增强工作能力，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牢记责任重于泰山，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1929年3月20日  

毛泽东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写信给中央，提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初步设想。信中指出：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的，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信中还向中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除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1934年3月20日  

刘少奇撰写《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文。文章指出：苏维埃已经大规模地组织了国有工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这里工作的农民们和工人们，在以前是为地主资本家工作，现在是头一次为着自己工农劳苦大众而工作。这种劳动性质的变换，是我国历史未曾有过的最大变换，应该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国家企业、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会与觉悟的先进的工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提高工人群众的劳动热忱，发挥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同旧的习惯作斗争。这篇文章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1936年3月20日—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举行会议（即晋西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和目前战略方针问题。张闻天作报告指出：国际决议特别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于这一决议，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目前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我们应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反日与反卖国贼二者亦应分别，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敌人。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十二月决议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应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我们的任务，是要利用每一分钟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超过会冒险，不足会右。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在谈到“联俄问题”时指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俄仍举棋未定。红军当前的三大任务是：向东发展，扩大山西根据地；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以推动抗日运动；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党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 

在二十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发言，进一步阐明世界形势已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认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他指出：日、美、英、国民党、苏维埃、苏联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把喷火口爆发。我们到华北对日作战，不是跑得太远，而是太慢。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那里还可以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没有胜利的把握而行动，不对。不相信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是完全不对的。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 

在二十五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指出：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以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在战略上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 

在二十七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破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其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反动路线。他们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阵线。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义，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赞成联俄联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庆龄等和中下层军人、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的勇气，赞成土地革命，在我们的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抗日。这一派很有势力，是我们同反革命派争夺的中心。中共中央的外交（统一战线）方针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要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使其中的左派同蒋决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对张学良的策略是：蒋、张分开；互不侵犯；坚持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蒋召集的会议原则上反对；不破裂，求得实际利益；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相对；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不反对红军集中河北。（五）苏维埃成为问题时，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七）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八）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九）外交谈判随时准备破裂，届时宣布谈判经过与内容，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十）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并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会谈。

 

1948年3月2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情况的通报，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著名的论断。通报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又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通报还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同日，毛泽东在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时还指出：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是不对的，应当立即加以检讨。这个通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同日的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