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1日 

刘少奇在抗大作《华北地区工作经验》的演讲，阐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演讲指出：华北是最复杂、矛盾最多的地方。在这种环境之下，更须用巧妙的方法团结各派别以及各军队一致抗日。因此，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活泼的办法。其主要的原则就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日本，抵抗日本的侵略。讲演还介绍了在华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经验。

1955年3月21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开幕词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又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1979年3月21日 

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像的还要困难些。我们的方针是大量吸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甚至资金，这样做发展可能快一些。我们还要善于吸收，善于使用，善于管理。这一切都需要学习，我们有信心可以学会。谈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过去一个时期，确实发扬民主不够，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因此，在一个时期内，要着重强调发扬民主这一面。这方面也会出现问题，而且已经有些问题，这是预料到的，并不奇怪。我们不能因为出现这些问题就不发扬民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加强法制，做广泛的教育工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法制是不行的。

1944年3月2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讲话论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提出应将文化教育工作作为陕甘宁党政领导机关重要的议事日程。指出：我们的口号老早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战争、生产、教育。在敌后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同时还可以进行建设，进行生产，也可以办教育。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军队也教育，有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战争。把打敌人的工作放在第一是应该的。但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也不行。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所以我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讲话对文化工作方面的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后，强调：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如果文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那我们就又学会了一项很大的本领，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范！

1960年3月22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认为鞍山钢铁厂“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值得学习推广。鞍山地区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具体做法是：第一、大力改进操作技术，挖掘设备潜力，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第二、普遍提高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水平。第三、积极试制高、大、精、尖、新产品，掌握尖端技术。第四、大搞资源综合利用。第五、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工艺过程，实现增产减人。

1937年3月23日—31日 

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讨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时发言，指出：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个问题以前我已提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这一认识是真理，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三民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然而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一）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二）党的独立性；（三）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四）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

1952年3月23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提出在五反斗争中必须达到八个目的：（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支部，加强党的工作。上述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五反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指示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61年3月23日 

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讲话逐节介绍《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主要内容，强调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并指出：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做典型的调查研究。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两天一个部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向上层人们，向各部部长调查。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

1991年3月23日

江泽民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统一战线要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他指出：所谓统一战线，其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我们不仅要始终不渝地依靠和团结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要尽可能广泛地团结和联合广大的同盟者，巩固、壮大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下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在政协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都要学会求同存异。求同，就是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大同；存异，就是在这个大前提下照顾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和意见，并通过各自学习和互相协商、互相监督，共同提高，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逐步达到一致。这篇讲话的部分内容收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2013年3月23日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安全保障。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 他强调，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 关于发展新形势下的中俄关系，他提出，一要坚定不移发展面向未来的关系，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坚定支持对方办好自己的事情。二要坚定不移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不断创造出更多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增长点，不断提高两国务实合作层次和水平。三要坚定不移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中俄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人文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8年3月24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朱瑞并各省委等，提出要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电报指出：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下列游击兵团。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上述各支队至少各有一千人左右，各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

1942年3月24日 

《解放日报》发表陈云写的社论《到什么地方去学习》。社论针对延安有些新干部不愿参加工作，要求“长期学习”的现象，论述了干部需要掌握丰富革命经验的重要性。指出：今后应该确定一条章程、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所以，要使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进步，不是先进学校（抗大、陕公那种几个月训练的学校不在此例），应该先去工作。这篇社论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

1957年3月24日 

刘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

1981年3月24日 

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但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如果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不发达，没有购买力，哪会有国内市场？我们看到，现在的政策正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最有效的政策。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我们说要正确评价毛主席。毛主席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2014年3月24日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发表讲话，首次阐述中国核安全观，推动实现持久核安全。他指出，人类要更好利用核能、实现更大发展，必须应对好各种核安全挑战，维护好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加强核安全是一个持续过程。我们要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把核安全进程纳入健康持续发展轨道。第一，发展和安全并重，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发展核能事业。我们要秉持为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理念。任何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核能发展，都难以持续，都不是真正的发展。第二，权利和义务并重，以尊重各国权益为基础推进国际核安全进程。切实履行核安全国际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在强调各国履行有关国际义务的同时，尊重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采取最适合的核安全政策和举措的权利。第三，自主和协作并重，以互利共赢为途径寻求普遍核安全。核安全首要责任应该由各国政府承担，各国政府要强化核安全意识，加强机制建设，提升技术水平。核安全也是全球性课题，要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国际核安全进程，加强交流、互鉴、共享，有关多边机制和倡议要统筹协调、协同努力。第四，治标和治本并重，以消除根源为目标全面推进核安全努力。完善核安全政策举措，坚持核材料供需平衡，深化打击核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是消除核安全隐患和核扩散风险的直接和有效途径。只有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问题，实现核能持久安全和发展。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