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对顽固派斗争策略的指示电。电报指出：在反对顽固派向我进攻的斗争中，在该顽固分子没有转变为公开伪军与公开当汉奸时，具体指出某人投降日寇或指某人是汉奸并且向外宣传及陈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这样做不但社会上不了解，失去中间派同情，及引起国民党的愤激，而且妨碍我们在反磨擦告一段落时又同顽固派讲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以后除公开转变为伪军及公开降敌者外，不得公开具体指某人为汉奸。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并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

 

1982年3月25日  

邓小平会见巴西外交部部长格雷罗时谈到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合作问题指出：尽管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进步，但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看不起我们，想欺侮我们，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有些彼此可以借鉴的东西，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较新的科学技术方面，没有发达国家的合作不行，而在其他很广泛的方面，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解决的。这对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环。

 

1984年3月25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到中国翻两番的目标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5年3月25日  

邓小平会见由十九位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时谈到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指出：对人类作出贡献，我是从两方面来讲的：一是我们摆脱了贫困，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做到了这件事，就可以给人类作更多贡献。这种贡献，包含对不发达的国家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他们的发展提供比较多的帮助。二是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使国际的和平力量增加一分。中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力量。我们最需要和平，不希望战争。我们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他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出：从我们制定战略目标起，就把我们的建设叫作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容易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其中最大的政策是两个开放，即对内和对外的开放政策。开放政策现在已经开始见效了。我们对内对外实行开放会出现一些不健康的因素，但是比较起来，最大的益处是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2013年3月25日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全面阐述新时期中非共谋和平、同促发展的政策主张。他强调，推进中非合作是双方人民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削弱、只会加强。第一，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我们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这一点绝不会因为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而发生变化。中国将继续同非方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真诚祝愿并坚定支持非洲联合自强，推动非洲和平与发展。第二，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只要是中方作出的承诺，就一定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中国将继续为非洲发展提供应有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第三，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中非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我们要更加重视中非人文交流，积极推动青年交流，使中非友好事业后继有人。 第四，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中方坦诚面对中非关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以妥善解决。

 

1941年3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增强党性反对独立主义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981年3月26日  

邓小平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时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的意见》的第六部分。

 

1982年3月26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时说：你与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有几十年了，从二十几岁与列宁打交道算起已有六十年了。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些经验，通过与你们合作，可以学到一些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美国有个最大特点是讲求实际，现在是不是比过去差一点了。你是第一个与列宁接触的美国人，从你二十三岁小伙子时看到美国讲求实际的精神。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各个方面。过去空话太多，没有益处。哈默在谈话中提出，中国要把农业搞上去，就必须使用高效肥料。他还就同中国在农业、畜牧业方面的合作提出了意见。邓小平说：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事，特别是肥料。会见哈默后，他对陪同的煤炭部、化工部负责人说：肥料问题很重要。我们落实了农村政策，农业形势很好，但靠政策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还要靠科学，要尽快解决肥料问题。

 

2019年3月26日 

习近平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并致辞。他强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要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要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 三要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和零和博弈旧思维，摒弃丛林法则，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四要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要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公平包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中方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我们要共同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2020年3月26日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讲话。他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坚持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公开透明，打响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经过艰苦努力，付出巨大牺牲，目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我们仍然丝毫不能放松警惕。当前，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向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他强调，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倡议：第一，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第三，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第四，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1932年3月27日、28日  

毛泽东在瑞金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会上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打开局面。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由毛泽东率领向东南方向发展。会后，毛泽东赶到福建长汀，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讲话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我们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1979年3月27日  

邓小平就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同中央有关负责人谈话时针对党内、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好，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好？只要我们的工作搞得好，按经济规律搞建设，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还指出：民主和法制问题，要展开讲。要讲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要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但是，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就不能做到这些。讲党的领导，强调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

 

1987年3月27日  

邓小平会见喀麦隆总统、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全国主席比亚时，谈到评价一个国家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问题。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他谈到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指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八年前我们提出农村搞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是很成功的。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51年3月28日—4月10日  

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贯彻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整党建党的决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整党。

刘少奇在三月二十八日的会上作报告，根据党章和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一）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党员必须具有为这些目的坚持奋斗的决心。（三）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四）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斗争和工作。（五）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七）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八）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

刘少奇在四月九日的会议上作《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总结指出：现在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必须是成分好，历史清楚，对党忠诚，有实际的阶级觉悟并表现积极，又懂得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事业，愿意遵守党纲党章的人，才能被接收为党员。对于不够条件的党员，应在整党中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指出：为了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现象。根据这个决议进行的整党工作由此在全国逐步展开，至一九五四年春基本结束。刘少奇的报告和总结分别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62年3月28日  

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国人民需要进行长期的奋斗”。报告强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地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这篇报告节编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78年3月28日  

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按劳分配问题时指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我们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将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要逐步提高，各级工资数额要有所增加。现在小学教员的工资太低。一个好的小学教员，他付出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要提高他们的工资。将来，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工资可以评为特级。各行各业都要设立特级，以鼓励人们终身从事自己的职业。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鼓励，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这是必要的。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搞科学研究出了重大成果的人，除了对他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外，还可以提高他的工资级别。稿费制度也要恢复，并根据新的情况加以修订。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好多事情要做。有些问题要经过调查研究，逐步解决。有些制度要恢复起来，建立起来。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这个谈话的一部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1985年3月28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继续放。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6年3月28日  

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朗伊时，介绍了中国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拿事实来说话》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15年3月28日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我们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他强调，中国最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中国近代以后遭遇了100多年的动荡和战火，中国人民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中国将毫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秉持正确义利观，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他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开放的，我们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