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9日  

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我们完全同意朱、彭的决心，将第三四四旅调陇海路南增援华中，陈支队调胶东。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在华中武装磨擦中，我方的军事策略应当是：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地区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在华中军事磨擦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1947年3月29日晚—30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枣林沟会议后，中央机关人员为了便于行动，编成四个大队，成立了直属队司令部，任弼时为司令（代号史林），陆定一为政治委员（代号郑位）。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

 

1979年3月29日  

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就香港问题指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2015年3月29日 

习近平在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中外经济合作也在同步提升，意味着给世界各国及各国企业提供新的合作契机。中国将越来越开放，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他强调，我们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将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与新型工业化，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我们希望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突破2.5万亿美元。希望企业家朋友与中方各类企业、丝路基金和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对接，创新合作模式，共同探索开拓市场、互利共赢的新路子。希望企业家们继续关注和关心中国经济发展，把握中国机遇，同我们一道踏上中国发展新征程。 

 

2017年3月29日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植树造林，种下的既是绿色树苗，也是祖国的美好未来。要组织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通过参加植树活动，亲近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培养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学习体验绿色发展理念，造林绿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他强调，参加义务植树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凉者，但更要做种树者。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同时要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让人民群众更好更方便地参与国土绿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1938年3月30日  

毛泽东对抗大干部讲话，强调了解战略问题的重要性。讲话指出：以后抗大要上战略课，讲大局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处置小的问题。即使是当排长的也应该有个全局的图画，这样才有大的发展。四月二日，毛泽东对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作临行讲话时指出：抗日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开展，就是在政治方面知大局，顾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以上的问题。二要积极，就是要有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三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

 

1942年3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讲话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同时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要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

 

1960年3月30日  

毛泽东针对中共山东历城县委给省委报告中提出“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的情况，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指示指出：这种情况很可能到处都存在，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区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

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还指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他谈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问题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都要犯严重的错误。 

这次会议于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召开。会议主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批评“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讨论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会议要求全党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这篇讲话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942年3月31日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讲话。讲话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1945年3月31日  

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草案作说明指出：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纲领就是动员全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之目的，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发动群众。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刘少奇对党章草案作说明指出：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面肯定了严肃性，一方面允许了灵活性。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党章强调了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强调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包括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

会议一致通过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会议还决定：为着使七大集中力量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决定在取得各代表团的同意之后，准备将若干历史问题的议案提交七中全会的下次会议讨论和通过。

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说明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955年3月31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谈到对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时指出：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

 

1940年4月1日  

毛泽东在起草的电报中提出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指出：在华北地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我军应谨守防线，极力忍耐，深沟高垒，不还一枪，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达到缓和其情绪，稳定我防线，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鄂中、皖东、淮北地区，新四军应坚决地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皖东、淮北两地务须坚持，待援军到后大举反攻。华北八路军应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设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的新的抗日根据地。鲁南、胶东部队须积极行动，消灭一切最反动的投降反共势力，扩大抗日根据地。惟须极力争取中间势力，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及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须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无论华北、华中，一律依照中央迭次指令，采取政治上的攻势，号召一切友军反对内战，拥蒋讨汪，团结抗战。总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1945年4月1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同谢伟思谈话。毛泽东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立场以及对美国的期望，指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对国民党的政策仍旧是：一方面批评并试图激励其进步；另一方面提出能够作为实现真正统一、民主和使全国一切力量致力于赢得战争的基础的妥协。这个妥协必须意味着国民党和蒋介石专政的结束，这个妥协必须包括承认共产党军队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解放区政权是合法的地方政府。对于国民党，我们不打第一拳，不放第一枪。但是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1948年4月1日  

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着重地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指出：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讲话更加完整地概括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讲话再一次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讲话针对建立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问题指出：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

 

2002年4月1日 

江泽民在西安主持召开西北地区和内蒙古六省区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总揽全局，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两年多来，中央确定了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方针政策和重点任务，各有关部门制定规划、加强指导，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开拓奋进，西部大开发有了一个良好开端。第一，西部地区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对扩大内需和保持全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二，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第三，全党全国上下提高了对西部大开发这项世纪工程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了加快西部发展的信心。第四，主动性和创造性。总之，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中，我们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开拓了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巩固了我国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从而增强了我们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能力。他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是确保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胜利实现的重大举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有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改善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国内需求，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推动力量；有利于改善全国的生态状况，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革命老区比较集中的地方，又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快这一广大地区的改革和发展，对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科技为支撑，以优势资源为依托，加强规划指导和政策引导，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努力发展具有西部地区特色并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有效益的产品和产业，培育品牌产品和名牌企业，逐步提高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这篇讲话的一部分收入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题为《西部大开发工作的成绩和经验》。 

 

2016年4月1日 

习近平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并发表题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的讲话，围绕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全面阐述中国政策主张，介绍中国在核安全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宣布中国加强本国核安全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举措。 

他指出，海牙峰会以来，中国在核安全领域取得了新进展。中国奉行精益求精的理念，努力探索加强核安全的有效途径，已经将核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体系，写入国家安全法，明确了对核安全的战略定位。中国坚持言出必行的原则，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和政治承诺。中国心怀合作共赢的愿景，积极推动国际交流合作。 

他强调，中国将继续加强本国核安全，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分享技术和经验，贡献资源和平台。中国将构建核安全能力建设网络，推广减少高浓缩铀合作模式，实施加强放射源安全行动计划，启动应对核恐怖危机技术支持倡议，推广国家核电安全监管体系。只要我们精诚合作，持续加强核安全，核能造福人类的前景必将更加光明。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