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日  

毛泽东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通知在重申“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通知指出：我们现规定了人口和土地两种调查表格，主要是要统计各阶级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为使调查材料真实正确，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通知还规定了阶级和阶层划分的原则标准：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自由职业者与流氓的分别，是在自由职业者谋相当正业（如医生、教员等），流氓无一定职业，生活行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坏的事多。这个通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8年4月2日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阐述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谈话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1949年4月2日  

毛泽东复电傅作义，表示欢迎国民党文武官员采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电报指出：南京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1980年4月2日  

邓小平在同中央有关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时强调，要注重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在谈到建筑业和住宅问题时指出：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但是这种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建筑业发展起来，就可以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就可以多盖房，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也就带动了建材工业的发展。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

在谈到能源问题时指出：长期规划第一位的问题是能源，把它规划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长期规划一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各项事业寸步难行。各国解决能源问题，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我们的侧重点，应该是煤的开发和利用，其次要搞水力发电。这要和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结合起来考虑，也要同开发西南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联系起来考虑。

在谈到交通问题时说：发展商品经济，交通必须走在前面。在谈到农业问题时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它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就是要走发展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不仅要发展现有的牧场，还要建设新牧场。农村要鼓励种树，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政策为农民欢迎了，即使没有多少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农业问题，计划不要抠得太细，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资，还是多从政策上考虑问题。总之，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

 

2001年4月2日 

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讲话。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要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好，必须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该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 

他指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强的政治保障。古人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管我们建设和发展的政治方向、政治保障的，因此我们说它是立国之本。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得不好，那就会在政治方向、政治保障上出问题，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不能成功。 

 

2018年4月2日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绿化祖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人人出力，日积月累，让祖国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他强调，植树造林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来这里植树既是履行法定义务，也是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民生福祉的具体行动。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坚持科学绿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走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久久为功、善做善成，不断扩大森林面积，不断提高森林质量，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我们既要着力美化环境，又要让人民群众舒适地生活在其中，同美好环境融为一体。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引领带动广大干部群众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持之以恒开展义务植树，踏踏实实抓好绿化工程，丰富义务植树尽责形式，人人出力，日积月累，让我们美丽的祖国更加美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用自己的努力造福子孙后代。

 

1944年4月3日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任弼时的《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讲演稿时加写两段文字。这两段文字是：（一）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二）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

 

1979年4月3日  

邓小平在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叶飞、第二政治委员杜义德关于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汇报时指出：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海军？我看是要顶用的。装备要能够形成战斗力，要恢复我军雷厉风行、严格的作风。整顿要扎实一点。训练部队一定要从实战出发，符合战斗要求，不要搞形式主义。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

 

1982年4月3日  

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证问题时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条件下，没有党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党的领导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坚强还是软弱，就看这个领导能够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1983年4月3日  

邓小平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谈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指出：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有一条经验，就是要量力而行，不能盲目建设，不能操之过急。发展中国家希望很快发展经济，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搞建设不可超过能力太多，不可操之过急，急了就出毛病。

 

1995年4月3日 

江泽民在为《中国利用外资基础知识》一书所作的序中强调，必须始终掌握利用外资的主动权。他指出：我们吸收和利用外资的目的，就是发挥我国市场、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这样的目的出发，必须明确一个原则，就是利用外资的主动权一定要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否则，就可能出问题，以致走偏方向，达不到利用外资的目的。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利用外资的实践提供的一条普遍经验。这篇讲话以《总结经验，开创利用外资工作的新局面》为题，收入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20年4月3日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不断推进的时刻，我们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既是以实际行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又是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扩大城乡绿色空间，为人民群众植树造林，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植树造林的优良习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锲而不舍开展植树造林，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爱绿、植绿、护绿不仅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共识和自觉行动，而且正在世界上产生积极广泛影响。我们坚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发挥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制度优势，深入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实现了森林资源连续增长，沙化荒漠化土地面积连续减少，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强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生态环境要有保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是推进国土绿化的有效途径，是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载体。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每一位适龄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要坚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全社会人人动手，鼓励和引导大家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一起来为祖国大地绿起来、美起来尽一份力量。

 

1942年4月4日  

朱德在军政学院第一队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强调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性。讲话还指出：政治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不仅简单地从政治上来动员保证，而且能够照顾到军队中的物质生活。

 

1956年4月4日  

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提出要实行“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他指出：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1986年4月4日  

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时，谈到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指出：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6年4月4日 

江泽民会见《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实施十周年工作会议代表时提出，要始终突出自主创新。他指出：发展高技术，要始终突出自主创新。只有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才能减少对技术引进的依赖，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我们要立下一个雄心壮志，就是必须尽快地使我国摆脱高技术落后的局面，努力研究开发出自己的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努力创造并掌握好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努力建设强大的民族高技术产业。这是关系我们经济繁荣、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的战略之举。这篇讲话的要点以《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为题，收入江泽民《论科学技术》。

 

1929年4月5日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复信批评中央二月来信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是错误的，并介绍了红军的战术，明确了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其实，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关于红军的战术，复信还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关于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0年4月5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电报指出：蒋介石有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我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此次蒋令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电报还提出：华中地区，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德、彭德怀及刘少奇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刘少奇负责，会商黄克诚、彭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德、彭德怀及中央军委。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1年4月5日  

刘少奇写信给陈丕显并转各地委同志，强调要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信中指出：我们要建立巩固的苏北抗日根据地，除开军事问题以外，民众的组织与武装及其抗日积极性的发扬，就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与长期坚持抗战的基础，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也就是这种意思。只有民众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卫国家民族。因此，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成为我们目前发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众民族觉悟、阶级觉悟的中心一环。

 

1943年4月5日  

毛泽东和朱德致信印度国民大会。信中高度评价柯棣华大夫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及中印友谊，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贵会派遣了一个援华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的抗战，表示对华的极大友谊。四年以来，医疗队诸同志不避艰险，辗转北方战地，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极有价值的工作，使无数中国军民亲睹印度人民的援华热忱。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我国军民失一良友，印度人民失一优秀战士，至堪悼惜。现巴思华大夫返印，特向贵会及印度人民敬致谢意！

 

1979年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