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8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对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谈到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谈到民主问题时指出：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实际情况已经表明，指出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谈到革命前途问题时指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谈到干部问题时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谈到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时指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谈到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时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这个结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41年5月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在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又指出：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这个指示总结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的丰富经验，有效地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对时局的“左”的错误认识。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1978年5月8日

邓小平在会见墨西哥国防部长加尔万时指出：未来战争主要还是常规武器的战争，而不是原子战争。因为原子弹破坏力太大，敌人不敢轻易使用原子弹，投了原子弹，把建筑物、资源都破坏了，这对敌人不利。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想掠夺别国的资源。如果资源都破坏了，他们还占领别国领土干什么？原子弹要有一点，我们拥有原子弹，目的是自卫。我们主要还是发展常规武器。

1999年5月8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8日、9日、11日江泽民连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阐明应对和处理这一事件的原则立场和措施。他指出：无论发生什么事，有一条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就是要加紧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大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经济建设是中心，国防建设也要不断加强。不然，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就不能有效保卫经济建设的成果和祖国的安全。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是要拼实力的。我们必须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以争取赢得更多时间，抓住一切机会，集中力量加快发展自己。我们的国力大大增强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国的安全就有了根本保障。只有坚持埋头苦干、卧薪尝胆，把我国的经济实力搞上去，把我们的国防实力搞上去，大大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三次讲话的要点以《同仇敌忾，团结御侮》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1952年5月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为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指出：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退补的比例，我们认为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这样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应说服干部和工人，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指示强调：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这个指示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2014年5月9日 

习近平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通过立破并举、扶正祛邪，不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努力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 

他指出，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要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要巩固发展，关键是要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抓常，就是要把作风建设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推动各项工作，都要落实作风建设具体要求，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良性循环。抓细，就是要对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一一回应、具体解决。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抓长，就是要反复抓，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集中抓的时候雷霆万钧，平时放任自流。要认真落实作风建设各项制度，做到有章必循、违规必究。要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 

他强调，作风建设是立破并举、扶正祛邪的过程，立什么，破什么，需要好好把握。要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对错误思想和言论理直气壮批评教育；要坚持求真务实，察真情、说实话，出真招、办实事，下真功、求实效，让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充分施展才华，让作风飘浮、哗众取宠的干部无以表功、受到贬责；要坚持清正严明，形成正气弘扬的大气候，让那些看起来无影无踪的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形成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需要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来规制和引导。各级党组织都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认真贯彻执行党章和党内各项制度规定，努力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和战斗性。任何一名党员，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成就大小，都必须自觉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

1938年5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抗战形势问题。毛泽东作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指出：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役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张闻天发言指出：我看现在国民党军集中五十个师与日军决战，是很危险的。现在一般人有一种错觉，因胜利而轻敌。这是对日本不正确的估计。事实上国民党有人企图在相当胜利之下便进行妥协。我认为中日战争仍是持久战，这是确定的方针。现在须要全国一致坚持持久战，不要因为小的胜利而冒险。

1949年5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电报就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指出：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1954年5月10日

陈云出席全国各大区财委副主任会议并发表讲话。谈到我国工业化的特点时，讲话指出：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

1986年5月10日

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时谈到中国的改革说：中国人太多，事情比较难办，再加上底子薄，所以我们确定的发展目标不能太高，要实事求是。“七五”计划不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主要目标是实现城市改革。现在看来，势头不错。发展要有后劲，后劲要从改革中来。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城市改革的同时，农村改革还要继续进行。农村改革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明显好了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村改革，普遍出现了农工结合的局面，大办多种经营和乡镇工业，容纳了剩余劳动力。这是我们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中国还有一个广阔的天地没有开发，就是第三产业。在谈到吸引外资问题时说：中国最近通过了《外资企业法》，就是为了吸引外资。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一个长期不变的政策，不仅要管这个世纪，下个世纪的发展也还得靠它。有人担心中国的法律会变，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投资没有风险，我们会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完善还可以补充。

2014年5月10日 

习近平在郑州考察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时指出，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还有许多短板，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